張載的義理經學及其關學學統
作者：朱漢平易近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表，原載《北京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0年第3期
摘要：宋學學派之一的張載之學，重要是通過詮釋經典而展開義理之學的建構。張載的義理經學分為兩個部門：一是為達到“樂天安命”目標而建構內圣之道，重要是以《周易》和《四書》為焦點經典的義理之學；二是以經邦濟世為目標而建構外王之道，重要是三《禮》為焦點經典的禮義學與禮制學。張載在關中地區講學并創立的學派，是本義的關學；宋元明清陜西關中地區的儒學傳統，是引申出來的廣義關學。《關學篇》《關學續編》的“關學”是引申義的，作者基于歷史編纂學目標，盼望對關中地區鄉邦文獻人物作出周全收拾。
關鍵詞：張載; 經學; 義理之學; 關學; 學統
張載(1020—1077),字子厚,本籍年夜梁(今河南開封),生于長安。因長期居住陜西鳳翔府眉縣橫包養網推薦渠鎮講學,故被學者稱台灣包養網為橫渠師長教師。《宋史》記載,張載年輕時期遭到范仲淹的引導,通過學習《中庸》而進圣門,到后來收支釋老,最后返歸《六經》之旨而創建宋學的義理之學。可見,張載的學術歷程均是通過閱讀儒家經典、從頭詮釋儒家經典而完成的。張載的學術位置很高,被稱之為北宋“五子”之一,也是兩宋時期關學學派的創始人。
張載的義理經學可以分紅兩個方面:一是為達到“樂天安命”目標的內圣之道,重要是以《周易》和《四書》學為焦點經典的義理之學;二是以經邦濟世為目標的外王之道,其內容觸及三《禮》為焦點經典的禮學(包含禮義與禮制的學說)。張載的義理經學,奠基了宋學史上有名的關學學統。
一、《周易》與《四書》的義理匯通
宋學起首是新經學思潮,張載創建的關學是宋學的有名學派之一,張載的一切學術活動、學術思惟均是圍繞經學展開的。王夫之認為張載之學涵蓋了儒家諸經的內容:“張包養合約子之學,無非《易》也,即無非《詩》之志,《書》之事,《禮》之節,《樂》之和,《年齡》之年夜法也,《論》《孟》之要歸也。”張載之學是通過詮釋儒家經典而建構起來的,並且,張載在《經學理窟》一書中,明確標榜本身的經學是一種“義理之學”的形態,他說:
義理之學,亦須深邃深摯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蓋惟深則能通全國之志,只欲說得便似圣人,若次則是釋氏之所謂祖師之類也。1
張載強調的儒家經學是一種“義理之學”,一方面要區別于漢唐經師“淺易輕浮”的章句訓詁之學,另一方面也要警戒空談明心見性而不克不及夠“通全國之志”的釋老之學。張載認可的學術:“蓋所以求義理,難道六合、禮樂、鬼神至年夜之事,心不弘則無由得見。”2張載數十年堅持對經典中義理的思慮和探尋,使得朱熹表揚他的學術時說:“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3
張載的經學還以匯通群經為特點,這與他承擔的學術任務是分不開的。《宋史》對張載的經學思惟有一段評價:“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4張載的學術主旨往往是以“樂天安命”為目標,故而他關注的經典起首是《周易》和《四書》,他進行的艱苦學術功夫集中體現在他將《周易》與《四書》的經典詮釋結合起來。
學界曾經有過張載之學究包養故事竟是易學還是《四書》學的討論。5其實,張載的經學旨趣是以匯通為特點,《周易》學和《四書》學在張載之學中均很主要。一方面,張載的學術任務是要解決漢唐儒家“知人而不知天”6的弊病,故而需求以《周易》為經典依據,為新儒學建構起哲學深度的天道論;另一方面張載強調儒學“得天而未始遺人”7,故而特別關注《論語》《孟子》《年夜學》《中庸》的品德義理,建構復興儒家包養網心得人文精力的人性包養網dcard論。並且,張載作為宋代新儒學的大師,特別需求將《周易》的天道和《四書》的人性論結合起來,即融會《周易》和《四書》而重建儒家的天人之學。
張載融會《周易》和《四書》的思惟集中體現在他的代表著作《正蒙》一書中。《正蒙》是張載暮年思惟學術完整成熟時期的著作,張載本身認為:“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圣合與!大體發端示人罷了,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于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8這一部書是張載個人“致思之所得”的著作,其門生蘇昞“輒就其編,會歸義例,略效《論語》《孟子》,篇次章句,以類相從,為十七篇。”9雖然本書從體例來說屬于儒家“子學”類著作,可是從其學術淵源、思惟內容來說,恰好體現出張載將《周易》與《四書》的經典詮釋結合起來完成義理建構的學術特點。
起首,《正蒙》集中表達了張載的易學思惟。從《正蒙》的書名、篇名和學術淵源、重要思惟來說,該書其實是張載解讀《周易》義理的代表著作,特別凝集了他暮年的易學思惟。《正蒙》一書的名稱就來自于《周易》,是張載依據對《蒙》卦卦義的懂得,《象傳》云“蒙以養正,圣功也”。張載解釋說:“養其蒙使正者,圣人之功也。”10同時,《正蒙》作為張載的主要易學著作,此中有《年夜易篇》《太和篇》《參兩篇》《天道篇》《神化篇》《乾稱篇》等,不僅僅是這些篇名所有的是來自于《易傳》,這些篇章的學術思惟也重要是以易理建構起來的,《正蒙》一書中有大批條目與他晚期著作《橫渠易說》的表述完整分歧。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正蒙》中的學術體系,確實包括著張載易學的基礎內容。
當然,張載的易學還體現在他專門的易學著作《橫渠易說》中,其學術思惟正可以與《正蒙》彼此補充。《橫渠易說》重要是張載易學的一部筆記式的手稿,該書往往是有選擇性地對《周易》經傳加以注解,四庫館臣稱“往往經文數十句中一無所說,末卷加倍不附載經文,載其有說者罷了。”11可是,這畢竟是張載一部專門的易學著作,全書體現出張載以易理建構“天人一源”之學的學術尋求,譬如:
《易》之為書與六合準。易即天道,獨進于爻位系之以辭者,此則歸于人事。蓋卦本天道,三陰三陽一升一降而變成八卦。錯綜為六十四,分而有三百八十四爻也。因爻有吉兇動靜,故系之以辭,存乎教誡。使人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收支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怙恃。圣人與人撰出一法令之書,使人知所向避,《易》之義也。12
從張載對《周易·系辭傳》的“說”中可以看到,他對《易》義的思慮,重點在“易即天道”的宇宙本體論建構,然后他會進一個步驟從天道轉進人性,進而從事“歸于人事”的人性思慮,而《正蒙》恰好是張載這一思惟尋求的完成。
所以,從張載的《正蒙》中可以進一個步驟探討他的《四書》學。張載要建構新儒家“得天而未始遺人”的義理體系,特別需求將《易》學與《四書》學結合起來。《論語》《孟子》《年夜學》《中庸》是晚期儒家人性論的焦點經典,《四書》的聚集與定名是朱熹通過《四書章句集注》得以完成的。可是,朱熹之前的北宋理學家如張載、二程等對《四書》學的興起、構成起到了主要推動感化,《正蒙》一書恰是張載《四書》學思惟的集中體現。張載對《論語》《孟子》《年夜學》《中庸》在儒學體系中的主要位置有明確的認知。他堅持認為:
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禮》雖雜出諸儒,亦若無害義處。如《中庸》《年夜學》出于圣門,無可疑者。13
要見圣人,無如《論》《孟》為要。《論》《孟包養sd》一書于學者年夜足,只是須涵泳。14
所以,張載《正蒙》一書在論述天道論之后,接著就是《誠明篇》《年夜心篇》《中正篇》《至當篇》《作者篇》《三十篇》《有司篇》等論述人性論的篇章,重要內容均是源于《四書》學。此中的許多篇名就來自于《四書》,如《誠明篇》《中正篇》來自《中庸》,《年夜心篇》來自《孟子》,《三十篇》來自《論語》的“三十而有志于學”。可見,《正蒙》一書與《四書》相關的篇名還多于《周易》。
張載為清楚決秦漢以來儒家學者“知人而不知天”的弊病,通過《周易》詮釋而建構天道論,可是作為一個與佛老之學論戰的儒者,他最終目標依然是人性建構,所以他必須將《周易》的天道義理落實到《四書》的人性義理。《正蒙》在闡發《四書》的做人之道時,總是將二者結合起來:
三十器于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成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進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窮理盡性,但是至于命,盡人物之性,然后耳順;與六包養違法合參,無意、必、固、我,然后范圍六合之化,從心而不逾矩;老而安逝世短期包養,然后不夢周公。15
我們看到,《論語》中有孔子自述其三十而立至七十的人生精力歷程,提出人應該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品德修養,而張載將這些做人的事理晉陞到超出的天道,與《周易》的“與天同德”“窮理盡性,但是至于命,盡人物之性”“范圍六合之化”等天道論結合起來。張載這一種將《周易》天道論與《四書》人性論結合,成為他建構性理之學的一種廣泛性方式。如他提出“須知自誠明與自明誠者有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致于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致窮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致于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會,以推達于本性也。”16這就是將《易傳》的“盡性以致于窮理”“窮理以致于盡性”與《中庸》的“自誠明與自明誠”結合起來。所以,將《正蒙》看作是宋儒《四書》學主要著作也有必定來由,因為它體現了張載對《論語》《孟子》《年夜學》《中庸》思惟的發展。
由此可見,面對佛老之學在人生哲學領域的挑戰,張載的義理經學起首是要解決“樂天安命”的問題,故而必須將天道論的《周易》學與人性論的《四書》學結合起來,以解決他面臨的“儒家自著名教可樂”的思惟挑戰,從而建構出新儒學的義理之學。
二、三《禮》學的禮義與禮制
張載的義理經學不僅僅是關注“樂天安命”,努力于內圣之道的建構;他還特別關注“尊禮貴德”,努力于外王之道的建構。張載盼望通過三《禮》研討而從事宋代禮儀軌制建設,以解決經世致用的實際需求。《宋史·張載傳》記載,張載“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祭葬,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里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17所以,張載的義理經學還具有非常鮮明的經世致用特點。在張載的著作目錄中,觸及禮學范圍的非常廣泛。譬如,張載的代表著作《正蒙》一書中,就有專論禮學的《樂器》《王禘》等篇。同時,張載《經學理窟》中還專論禮學的《周禮》《禮樂》《祭奠》《喪紀》等篇。別的,張載還著有一些主要禮學著作如《禮記說》《儀禮說》《周禮說》《橫渠張氏祭禮》《冠婚喪祭禮》等,盡管此中許多均已散佚,可是看得出來,三《禮》學在張載的經學體系中占有主要位置。18本來,在儒學思惟體系中,既有屬于經學的《禮》學,也有屬于典制之學的禮學。由于張載“以禮立教”19的學術尋求,使得他對三《禮》學及其禮義與禮制表現出強烈的關注。
張載對三《禮》的關注和重視,起首體現在他的禮義的研討中。在晚期儒家《禮》經及其傳記中,對禮的來源、意義做過許多論述,其實這些禮義的論證與禮儀的制訂有親密聯系。而張載關于禮義的論證,與他“天人一源”的義理之學緊密聯系在一路的。張載說:
禮不用皆出于人,至如無人,六合之禮天然而有,何假于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鉅細之象,人順之罷了,此所以為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于人,而不知禮本天之天然。20
將禮的來源歸之于“天”,是晚期儒家的思惟觀念。可是《六經》元典說到禮源于天時,往往是強調“天”的主宰意義而言,而張載論證理源于天,卻是太虛本體化生的天然過程,是人對“天之生物便有尊卑鉅細之象”的遵守。這樣,張載就將人文的禮義與天道的天然統一路來,人文價值、社會禮義均源于天道天然、太虛本體。
晚期儒家還提出禮源于人之性格的觀點,為禮的價值和意義確立了人道論的基礎,張載繼承了晚期儒家的這一思惟,可是將其納進他的太虛本體的宇宙論之中。張載認為,人道源于本性,本性即太虛之本體,雖然他同樣以人道作為禮的價值依據,但此人道又具有了超出性太虛之本的意義,即如他說:
禮所以持性,蓋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21
居仁由義,天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往舊日所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天然全好。22
張載認為,禮作為一種社會規范體系,其實是依人的性格而樹立起來的,故而禮具有使人回歸天性的感化。根據張載的禮學,禮源于人之天性,其實就是源于太虛之天;同樣,人遵守社會禮儀,同樣是為了回歸人的心性本體,進而返歸太虛之天。是以張載的心性論不僅僅是確立禮義的人性包養意思依據,同時也是其功夫論的依據。在張載的修身功夫論體系中,他總是將內在的“虛心”與內包養平台在的“行禮”結合起來,他將其稱之為“合內外之道”,他說:
修持之道,既須虛心,又須得禮,內外發明,此合內外之道也。23
在張載的禮學思惟中,禮是能夠將天與人、內與外均連接起來的關鍵,人的修持之道,不僅僅包養女人是一種品德修身,還是將日用倫常與超出精力統一路來的路徑。品德禮義不僅僅在人類社會生涯中非常主要,同時還是一種六合次序的體現,即所謂“除了禮全國便無道矣”。
張載的禮學思惟不僅僅是論證“禮”的來源與依據,加倍主要的是將禮看作是國家政治的典章軌制、生涯實踐的規范準則。這樣,張載關注的“禮”就由“學”轉為“政”,即如他所說:
禮非止著見于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圣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全國便無道矣。欲養平易近當自井田始,治平易近則教化刑罰倶不出于禮外。五常出于常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為,但不知耳。24
張載一方面關注禮的形上依據,對“無體之禮”“禮之原在心”作了形而上的思慮;他另一方面關注禮的政治軌制、生涯實踐,將禮看作是一切國家典章、社會生涯的規范軌制。
《宋史》記載,宋神宗召見張載并問其關于治道的見解,張載對曰:“為政犯警三代者,終茍道也。”25在張載有關“三代之治”的政管理想中,包含了封建的政治軌制、井田的經濟軌制、宗法的社會軌制,而其最主要的則是禮制,因為禮制是合政治、社會、文明為一體的軌制體系。張載一向將禮制看作是國家管理、社會管理的最基礎。張載有關“三代之治”的建議并不完整是一種思古的幽情,而是基于現實的緣由。譬如他提出的“封建”,就是試圖在維護年夜一統政治次序的基礎上有用地擴張處所政治權限,來克制或均衡過于強勢的中心集權對處所活氣的傷害。26他提出恢復井田制是因為,宋朝地盤兼并非常嚴重,而朝廷又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廣年夜的農平易近掉往了賴以保存的地盤,成為無地或許少地的人,使得貧富分化對立加倍嚴重。
井田制通過把地盤收歸國有,然后從頭分派,以解決地盤兼的嚴重問題。張載還認為封建、井田是親密相關的,他說:“井田卒歸于封建乃定。”27張載進一個步驟指出后世封建、井田、宗法之所以遭到破壞,其實均是秦制形成的惡果,他在詩中寫道:“秦弊于今未息肩,高蕭從此法沿襲。生無定業田疆壞,赤子生死任天然。”28可見,張載提出效法“三代”之制的計劃,其社會政治內容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張載與許多其他的宋儒一樣,他們倡導以封建制、井田制、宗法制的“三代”政制,是為清楚決現實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可是在現實政治領域,他們均面臨諸多的實際困難,更不克不及夠獲得朝廷的真正認可和實際支撐。事實上,張載與掌管熙寧新政的王安石政見分歧,故張載盼望通過自上而下路徑而推進“三代之制”完整不成能。
張載及其門生放棄了自上而下的改造路徑,他們改為自下而上的平易近間社會的禮制建設,并盼望對現實社會產生影響。張載盡力在平易近間社會推動以宗法為基礎的禮制與禮教,可是要若何才幹夠推動平易近間禮教?張載認為必須在平易近間社會從事宗法軌制的恢復和建設,因為宗法本來就是禮制的基礎和依據。張載特別強調宗法軌制的主要,他說:
管攝全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有良心,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長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前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長子法廢,后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血無統,雖至親,恩亦薄。29
張載在擔任處所官時,就非常重視禮教,盼望通過禮義教化而移風易俗。特別是張載退居故鄉之后,他更是將推動處所禮教作為本身經世的重要目標。據呂年夜臨《形狀》介紹,張載對關中地區“學者有問,多告義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圣人而后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30在張載的推動下,以宗法為基礎的禮教發生了很好的效應。據張載本身說:“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31當時學者也表揚說:“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32
張載對禮義教化、移風易俗的重視,不僅對關中地區的禮義教化有極年夜推動,並且也對他的門生們的思惟和實踐產生很年夜影響,使之成為關學學派的一個主要學術特質,進而成為關中地區的學術傳統和地區文明傳統。張載的有名門生呂年夜均等遭到張載禮教思惟的陶冶,率領宗親鄉黨制訂鄉約、鄉儀,著有《呂氏鄉約》《呂氏鄉儀》各一卷。
呂年夜包養甜心網均等掌管制訂的《呂氏鄉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成文的鄉規平易近約,它不僅對關中地區平易近間社會的禮教產生嚴重影響,同時對全國其他地區還具有凸起的示范效應。《呂氏鄉約》其實就是一個推動鄉村禮義軌制建設的范本,該《鄉約》的重要內容包含四個組成部門,即“德業相勸”“過掉相規”“禮俗訂交”“患難相恤”,將儒家的品德禮義與平易近間鄉村的風俗軌制結合起來。與此同時,呂年夜均還有《呂氏鄉儀》,該《鄉儀》以《周禮》經典為范本,將底本是西周的國家軌制、貴族禮儀的吉禮、嘉禮、賓禮、兇禮,作為平易近間社會、鄉村宗族的禮儀軌制。可以將《呂氏鄉約》《呂氏鄉儀》看作是張載及其關學學派在推動平易近間社會禮制、禮教的具體落實。呂年夜均率宗親鄉黨制訂的《呂氏鄉約》台灣包養網《呂氏鄉儀》,對關中地區的禮義教化產生很年夜影響,使得“關中風俗為之一變”33。
三、關學學統的雙重意義
張載與其他宋學學者一樣,平生以經世、講學兩事為其畢生任務。就經世而言,張載自從嘉祐中進士以后,曾經在多地做過分歧職務的處所官員。后因御史中丞的推薦,一度應詔進京城,可是因張載的政見與王安石分歧,故而他很快離京回歸橫渠舊居。再就講學而言,張載中進士后也曾經在處所擔任州郡學官,他曾“多教人以德”,留下很好的聲譽。可是他的最主要活動則是在他非職務行為的講學活動。張載回歸家鄉橫渠鎮,潛心從事學術與教導,這成為他創建學派的黃金時段。《宋史》有記載:
(張載)終日端坐一室,擺佈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敞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圣人而后已。34
張載講學舊居橫渠,從學者甚眾,有名者如呂年夜忠、呂年夜鈞、呂年夜監、蘇昞、范育、薛昌、種師道、游師雄等人,從而構成了一個以張載為焦點的地區學派。張載以及他創建的學派在宋學史上獨樹一幟,為新儒學體系奠基了理論基礎,推動了宋學史的發展。
張載以及他創建的學派顯然分歧于作為官學的荊公新學,重要是一個創建于橫渠、并以平易近間講學方法而樹立的地區學派,即如《宋史》包養女人所說:“(張)載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橫渠師長教師。”35故而宋代開始以地區定名張載的學派。最早稱張載的學派為“橫渠之學”,如楊時說:“橫渠之學,其源出于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為一家。”36楊時認為張載源于程氏是禁絕確的,可是他稱名“橫渠之學”,并確定張載是“關中諸生”的宗師、“欲自為一家”,則道出了這一地區學派構成的歷史事實。所以,南宋初期,學界均確定了這一地區學派的存在。如胡宏說:“我宋授命,賢哲仍生,舂陵有周子敦頤,洛陽有邵子雍、年夜程子顥、小程子頤,而秦中有橫渠張師長教師。”37胡宏初次將周、邵、二程、張五位北宋的道學家并舉,即后來常說的“北宋五子”,他們創建的均是地區性學派,胡宏以“秦中”稱張載的學術地區。此后,呂本中才正式稱張載之學為“關學”。據全祖看在《宋元學案》的“按語”中引呂本中之語中有“關學未興,申顏師長教師蓋亦安寧、泰山之儔,未幾而張氏兄弟年夜之。”38此后,“關學”開始被廣泛接收成為張載之學作為地區學派的稱呼。由于宋代儒學的分歧學派年夜多數是分歧地區學術,故而元明時期還廣泛出現了“濂洛關閩”的提法。從《元史·劉因傳》,到《明史·解縉傳》,均有以“濂洛關閩”的專門名稱。“關學”之名出來以后,很快就流傳很廣,可是,“關學”概念在流傳中其意義發生了一些變化。
根據全祖看描寫的北宋慶歷是宋學初興之時,各個地區均開創了本身的學統,包含齊魯、浙東、浙西、閩、蜀、關中等地,構成了“慶歷之際,學統四起”39的局勢,宋代學統的地區化形態,以及關學興起而構成的關學“學統”,推動了宋學的發展。我們發現,宋學史上所謂的地區“學統”,其本義就是地區學派。可是明清以后,這些地區學派觀念甜心花園衍化為廣義的地區學術概念。“關學”一詞也是以雙重意義被廣泛應用。
第一,本義的關學,就是張載在關中地區講學并創立的學派。張載之學在北宋時期即聞名一包養網心得時,南宋時期即出現“關學”之稱謂,后來一向延續至元、明以后。明太祖洪武年間,年夜臣解縉上萬言書,建議修書,“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40明陳鼎亦說:“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41這里所言的關學,則均是指以地區定名的張載學派。所謂關學,甚至可以就看作是張載之學,濂、洛、關、閩,亦可看作是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的代稱,如明初宋濂有“濂洛關閩四夫子”的說法,就明顯地反應出這一點。這是關學之名的本來意義,具體就是指張載所創立的理學學派。
第二,引申出廣義的關學。明代學者馮從吾于明萬歷年間編有《關學篇》一書,溯源孔門的關中門生、上起于北宋張載,下至于明代王之士,共收錄宋元明時期關中的理學家三包養行情十三人。清代王心敬、李元春、賀瑞麟等人繼續作《關學續編》,將“關學”學者名錄進一個步驟拓展。顯然,馮從吾、王心敬、李元春、賀瑞麟等人所言的關學,已經年夜年夜衝破北宋時期以張載為代表的地區性學派的含義,而是指關中地區儒學學術史的概念。我們看到,馮從吾的《關學篇》,就是從孔門的關中門生秦祖、子思等人開始,并延續到宋、金、元、明幾朝的儒家學者。而清代王心敬的《關學續編》,則正如《四庫全書總目》的《關學篇》五卷撮要所說:“于秦祖之前增宓羲、泰伯、仲雍、文王、武王、周公六人;于漢增董仲舒、楊震二人;明代則增從吾至單允昌凡六人。”42這里所言的“關學”,雖然依然包含張載的關學學派在內,可是其內涵年夜年夜擴展,已經將與關中有關的三代圣王、先秦儒學、漢代儒學、宋代表學、明清算學或心學均收錄進來,完整是作為處所學術史概念的“關學”。這里的“關學”其實就是指歷代陜西關中之地的儒家學者,只需是出生于關中,或許與關中地區有關的儒家學者,均可以列進《關學編》。一切列進《關學編》的學者,他們之間包養ptt并無學術授受關系,也沒有雷同的學術思惟,更沒有分歧的學術主旨。我們認為,不克不及夠將引申義上的關學史看作是學派史,而是鄉邦文獻收拾類型的地區儒學史整體。其實這是兩宋時期地區學派的一個廣泛現象。這些地區學派的構成有兩個基礎條件:第一,構成本身自成體系、獨具特點的學術思惟;第二,構成一個學統上有傳承、學術上較分歧的學者群體。宋代的濂學、洛學、蜀學、關學、閩學、湖湘學、浙學之所以均是獨立的地區學派,就在于他們均有學派具有的上述兩個條件。學術史名著《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亦往往是根據這兩個條件來考核地區學派的。假如將宋元明清一切關中理學家均歸為一個學派的關學,既不克不及夠確立他們之間相通的學術思惟,也不克不及夠真正展現學術傳承的脈絡,掌握一個學派的配合學術特征。宋以后,學者們以地區定名學派是一個通俗現象,而繼地區性學派名稱出現之后,往往會進一個步驟構成以此地區學派定名的處所學術史或處所文明。譬如,“關學”既能夠是指本義的宋代地區學派,也能夠是指引申義的地區學術歷史整體。不僅僅是關學,其他地區學術形態也是這般,如本義的“蜀學”是指北宋時期三蘇為代表的宋學學派,而后來又引申出廣包養情婦義的“蜀學”,指四川地區學術史的整體;本義的“湘學”“湖湘學”是指南宋時期胡宏、張栻為代表的理學學派,而后來出現了廣義的“湘學”“湖湘學”,則是指湖南地區學術史的整體。本義的“浙學”能夠是指南宋陳亮、葉適等為首的事功之學,而引申出廣義的“浙學”也是指宋元明清浙江一帶的處所學術史整體。由此可見,在學統四起的佈景下,宋代許多學派的名稱均開始于本義的地區學派,可是后來又演變為廣義的地區學術史,以致于許多學術史的研討者往往是將此二者混淆起來。所以,我們需求以“關學”為例,進一個步驟探討地區學派之名若何演變成為一種地區學術史定名。
張載創立的關學學派包養感情,在北宋時期影響很年夜。正如馮從吾所說:“有宋橫渠張師長教師突起眉邑,倡明斯學”43,可是,在張載去世之后,關學的位置和影響年夜年夜降落。一方面,張載的門生在學術界影響力不是特別高;另一方面,張載的部門門生轉到程門洛學之學,關學包養價格思惟在發生演變。加之完顏之亂,使得關學一度后繼無人,所以全祖看感嘆說:包養價格“關學之盛,不下洛學,而再傳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顏之亂,儒術并為之中絕乎?”44
明清以來,關中地區的儒學學術又開始有沉靜走向興起,出現了不少具有學術造詣、擁有必定學術聲看的學者。可是,明清時期的官方學術主流是程朱理學,而平易近間學術主流則是陽明學、甘泉學,別的還可以加上兼容程朱理學與王湛心學的學派,可見,關中地區的儒學學術恰好是以上述官方或平易近間的分歧學術思潮、學術門戶的匯集。從他們的學術體系、學術觀念來看,明清時期關中地區的學者差異很年夜,他們往往是程朱理學、陽明心學、甘泉心學等分歧學派的學術追隨者和思惟倡導者。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再將從北宋到明清時期的陜西關中之學看作是一個完全的學派,是難以說得通的。
可是,宋元明清的關學學者雖然不是一個學派,卻是一個配合地區學術佈景、學術傳統中衍生出來的學者。當馮從吾、王心敬、李元春、賀瑞麟等人在編撰《關學篇》《關學續編》時,將從北宋到明清時期的陜西關中地區的數十名儒學學者統統列進,也就是說,明清時期關中學者無論是傳承當時哪一門戶的學術,統統均可以納進“關學”的群體中來。顯然,這一種“關學”地區定名,既包括著歷史編纂學對鄉邦文獻收拾的需乞降便利,但同時確實又有著地區學術傳承、地區文明建構的意義。這一點,恰好是我們從事地區學術史、文明史不克不及夠疏忽的。梁啟超師長教師說:“蓋以中國之年夜,一處所有一處所之特點,其受之于遺傳與環境者益深且遠,而愛鄉土之觀念,實亦人群團結進展之一要素,應用其恭順桑梓的心思,示之以鄉邦先輩之人格及其學藝,其鼓舞濬發,往往視逖遠者為更無力。”45《關學篇》《關學續編》的編撰就是出于這一種“恭順桑梓的心思”,編撰者盼望以此“鄉邦先輩之人格及其學藝”來鼓舞后學,故而將這些分歧學術思惟的鄉賢統統納進《關學篇》之中。可是,我們還會發現,這些關中學者確實年夜多對北宋張載等“鄉邦先輩之人格及其學藝”充滿敬佩,他們在追隨其他分歧學術門戶宗師的同時,依然還能夠遭到北宋張載的關學學術傳統影響。
考核明清時期關中學者會發現,這些源于分歧學術門戶的儒家學者或“理學”包養價格思惟,或許從整體而言,他們的學術思惟非常多元化,完整不是一個學術門戶,可是他們還能夠有一個配合點,就是對鄉邦的關學領袖張載包養犯法嗎的人格與思惟均很是推重。張載及其關學學派的學術成為明清關中學者的主要思惟淵源,是這些分歧歷史條件、分歧學術思惟相通的地區學統佈景。恰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將《關學篇》《關學續編》記載的數包養犯法嗎十位關中學者懂得為關學的廣義“學統”,廣義關學學統包含北宋橫渠學派而不等于橫渠學派。正如清人熊賜履《學統》一書,將孔子以來能列進儒家學統脈絡的學者作一“學之源門戶別”的羅列,顯然,這一“學統”是比學派內涵加倍廣泛的概念。
我們強調宋元明清陜西關中地區構成的儒學傳統,是引申出來的包養違法廣義關學,這是包含許多分歧學派在內地區學術整體。譬如說,明代關中學者的學術思惟非常多元化,此中薛敬之、呂柟傳承薛瑄之學而“固守程朱”,南年夜吉、馮從吾追隨陽明心學乃至知己為宗,可見明代關中儒學有著多元的學派思惟。可是元明清關中學者有一個配合的地區學統佈景,即對張載之關學有著特別的愛崇。所以,呂柟在講程朱理學、薛瑄之學的同時,又繼承張載的關學思惟淵源,正如黃宗羲在《明儒學案·師說·呂柟》所說:“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為本,而涇野師長教師實集其年夜成。”46可見,呂柟雖然在學術上,可以納進程朱學派,可是在廣義的學統上,依然明顯繼承了北宋關學的一些主要學術傳統,故而有廣義學統的歷史淵源。馮從吾雖然愛崇陽明心學,可是他對張載的關學學統記憶猶新,故而花了大批精神,編撰《關學篇》,表白了他對張載的關學的推重和繼承。他將明代關中之學的重興看作是對“直接橫渠之傳”,他說:“而關中之學益年夜顯于全國。若夫集諸儒之年夜成而直接橫渠之傳,則宗伯尤為獨步者也。”47他也認為北宋時期的橫渠之學,已經成為關中地區儒學傳承和發展的重要學術資源,盡管他自己是陽明心學學派的學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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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宋史·張載傳》,《張載集》,第386頁。
7 張載:《正蒙·乾稱篇》,《張載集》,第 65頁。
8 呂年夜臨:包養違法《橫渠師長教師行狀》,《張載集》,第384頁附錄。
9 蘇昞:《正蒙序》,《張載集》,第3頁。
10 張載:《橫渠易說·上經·蒙》,《張載集》,第85頁。
11 《四庫全書總目·橫渠易說撮要》,《張載集》,第414頁附錄。
12 張載:《橫渠易說》,《張載集》,第181—182頁。
13 張載:《經學理窟·義理》,《張載集》,第277頁。
14 張載:《經學理窟·義理》,《張載集》,第272頁。
15 張載:《正蒙·三十篇第十一》,《張載集》,第40頁。
16 張載:《張子語錄·語錄下》,《張載集》,第330頁。
17 《宋史·張載傳》,《張載集》,第386頁附錄。
18 林樂昌:《張載禮學論綱》,《哲學研討》2007年第12期,第48—53頁。
19 程顥、程頤:《河南程氏粹言》卷1,《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 1195頁。
20 張載:《經學理窟·禮樂》,《張載集》,第264頁。
21 張載:《經學理包養網評價窟·禮樂》,《張載集》,第264頁。
22 張載:《經學理窟·氣質》,《張載集》,第265頁。
23 張載:《經學理窟·氣質》,《張載集》,第270頁。
24 張載:《經學理窟·禮樂》,《張載集》,第264頁。
25 《宋史·張載傳》,《張載集》,第386頁附錄。
26 參閱范立船:《張載的“封建”構思及其政管理想》,《中國哲學史》2019年第1期,第54—62頁。
27 張載:《經學理窟·周禮》,《張載集》,第251頁。
28 張載:《文集佚存·雜詩》,《張載集》,第367頁。
29 張載:《經學理窟·宗法》,《張載集》,第258—259頁。
30 呂年夜臨:《橫渠師長教師行狀》,《張載集》,第383頁包養故事。
31 張載:《張子語錄·后錄上》,《張載集》,第337頁。
32 張載:《張子語錄·后錄上》,《張載集》,第336頁。
33 馮從吾:《關學篇》卷1,《和叔呂師長教師》。王美鳳:《關學史文獻輯校·附錄卷五》,西安:東南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版,第14頁。
34 《宋史·張載傳》,《張載集》附錄,第386頁。
35 《宋史·張載傳》,《張載集》附錄,第387頁。
36 楊時:《跋橫渠師長教師及康節師長教師人貴有精力詩》,《龜山集》卷26,《文津閣四庫全書包養感情》1129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342頁。
37 胡宏著:《周子通書序》,《胡宏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62頁。
38 黃宗羲、全祖看:《士劉諸儒學案》,《宋元學案》卷6,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61頁。
39 黃宗羲、全祖看:《士劉諸儒學案》,《宋元學案》卷6,第251頁。
40 張廷玉:《解縉傳》,《明史》卷147,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4116頁。
41 陳鼎:《高攀龍傳》,《東林列傳》卷2,《文津閣四庫全書》第456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682頁。
42 王美鳳:《關學史文獻輯校·附錄》卷5,第630頁。
43 馮從吾:《關學篇序》,劉學智編:《馮從吾集》卷12,西安:東南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第231—232頁。
44 全祖看:《宋元儒學案序錄》,《宋元學案》卷首,第6頁。
45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書社2004年版,第338—339頁。
46 黃宗羲:《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1頁。
47 馮從吾:《關學篇序》,《馮從吾集》卷12,第2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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