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視域中的朝鮮書院及其“凸起的廣泛價值”
——韓國書院申遺問題芻議
作者：鄧洪波 趙偉
來源：《年夜學教導科學》2019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廿三日辛酉
耶穌2019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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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書院源出中國，是東亞儒家文明的主要載體，有1200余年歷史。中國書院從明代開始移植國外，第一站便是“東國”朝鮮。朝鮮祭奠與講台灣包養網學并重的“正軌書院”基礎參照中國的書院軌制，南宋的朱熹與白鹿洞書院是其重點仿效的包養心得典范。朝鮮書院在其發展過程中構成了本身的特點，包養行情但放到東亞書院這一歷史視域來看，這只是一種地區性特點，并不料味著它可以區別于東亞其他書院而自成一系。是以，僅是韓國的9所書院往申請世界文明遺產時，其“凸起的廣泛價值”不克不及過分夸年夜。韓國一家既不克不及反應李氏朝鮮書院的全貌，也不克不及體現東亞儒家書院的整體特征。中韓朝日書院聯合申遺，才更合適東亞書院實際的歷史狀況。
關鍵詞：
東亞文明；世界文明遺產；現代書院；東亞書院；朝鮮書院；韓國書包養網推薦院
書院是誕生于唐代的文明教導組織。千余年來，它為中國的教導、學術、躲書、出書、建筑等文明事業的發展，對風俗風情的扶植、思維習慣及倫常觀念的養成等都作出過嚴重貢獻。隨著中國文明的向外傳播，書院軌制甜心花園從明代開始移植國外，第一站是隔黃海、鴨綠江而與我相鄰的“東國”朝鮮，此后又傳進japan(日本)、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甚至歐美地區，成為中外文明交通的紐帶與橋梁。
在歷史上，朝鮮的文物典章悉仿中國。在有“東國朱子”之稱的李滉的倡導下，朝鮮周全引進中國書院軌制，使得書院執政鮮獲得了輝煌的成績。據《李朝實錄》記載：“我東方書院之作，始于嘉靖年間。厥初創建，未過十所，俱聞于朝，明舉祀典。逮至萬歷以后，朝宇之作，歲益浸盛，比邑相看。”[1]（p446）書院的繁榮，帶來了朝鮮儒學史上的黃金時代。
朝鮮書院的發展重要集中在李氏朝鮮時期。在經歷1871年的撤廢書院運動后，朝鮮僅保存狹義書院27所，廣義書院47所。早在2013年，韓國就提出要將保留較為無缺的9所書院（榮州紹修書院、慶州玉山書院、安東陶山書院、安東屏山書院、達城道東書院、咸陽藍溪書院、井邑武城書院、長城筆巖書院、論山遁巖書院）聯合申請世界文明遺產，在安東舉行了國際會議。其后雖因種種緣由未能如愿，但韓國包養妹一向沒有放棄。2019年5月，韓國文包養一個月價錢明財廳宣布，9處韓國書院申遺已獲得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專業咨詢機構——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的認可。該理事會認為，書院是朝鮮王朝時期的平易近間教導機構，主導推廣性理學，院內普通設有祭奠先賢的祠堂和培養儒生的講堂，被認為具有“凸起的廣泛價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擁有“凸起的廣泛價值”是世界遺產（包含文明遺產和天然遺產）最焦點的評定標準和依據，此即為韓國文明財廳宣布“年夜局已定”的底氣地點。由于書院文明自己在東亞地區獨特的傳播、接收史，使得書院這種底本來源于中國的文明教導組織在經由韓國申請世界文明遺產時，極易惹起爭議。歷史上的朝鮮書院擁有450余年的輝煌歷史，其價值自不待言。但畢竟該若何正確對待、定義其“凸起的廣泛價值”，則須回到具體的歷史脈絡當中，方能有更準確的懂得。
一、歷史上的朝鮮書院
朝鮮歷史上初次出現“書院”二字，是在新羅末年，史載：“崔彥撝，年十八進唐游學……四十二甜心寶貝包養網還國，為執事侍郎、瑞書院學士。”[2]（p530）其中出現的“瑞書院”，是掌管國家機密事務的機構，未見到教導教學效能。高麗成宗九年（990，宋淳化元年），又有“修書院”之設，為諸生抄書、躲書之地。可見，朝鮮歷史上最早出現的這兩所機構，與唐代的集賢、麗正書院相類似，是官府收拾加入我的最愛圖書典籍的機關。但這些機關并未如中國普通，成為其書院發展史的開端。
學界普通以李朝世宗即位之初作為朝鮮書院史正式的發端。世宗即位年十一月（1418，明永樂十六年，是年世宗尚未改元），上諭中外臣僚：“其有儒士私置書院，教誨生徒者，啟聞褒賞。”[3]（p24）“書院”在這時才正式成為獨立而專有的名詞，并擁有了教學效能。自此以后，朝鮮書院步進其450余年的發展歷程。因這一段時間剛好在李朝（1392～1910），是以朝鮮書院的歷史實際上就是李氏朝鮮的書院史。
年夜致而言，朝鮮書院有祠廟和書齋兩個源頭，其始和中國書院似乎沒有聯系，獨立發生。后來在徵引中國書院軌制，構成祭奠、講學并重的“正軌書院”概念之后，才獲得“比邑相看”的年夜發展。
朝鮮書院的發展歷程可以分為三個時期。①
第一個時期始于世宗即位年，終于明宗末年（1418～1567，明永樂十六年至隆慶元年），歷十王，凡150年。是期以中宗元年（1506）為界，又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朝鮮書院的原初階段，全國新建書院9所，并且幾乎純為教學性質。世宗二十一年（1439，明正統四年），中國書院文明正式傳進：“初，兼成均注簿宋乙開上書，請令各官學校，明立學令。命下禮曹，與成均館議之。成均館議曰：‘謹按：白文公淳熙間在南康請于朝，作白鹿洞書院，為學規，其略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伴侶有信，右五教之目……’”[4]（p65）“當時人清楚‘書院’不只是單純的教學場所，而是奉祀先賢祠廟須在內的”，于是，“負有教學與奉祀先賢的雙重任務，而奉祀先賢尤為主要”的“正軌書院”概念得以逐漸確立起來[5]（p27）。“正軌書院”執政鮮計有670所②，其種類包含祠宇、祠、影堂、別祠、精舍、里包養軟體社、里祠、影殿、廟、鄉社、鄉祠、堂宇、書院等14種項目，而真正以書院相稱者為376所，占總數的56.1%。“正軌書院”概念的確立，改變了朝鮮書院相對獨立的發展格式。自此以后，中國書院對其發展及其軌制的完美都表現出相當年夜的影響力[6]。
第二階段，自中宗元年至明宗末年（1506～1567，明正德元年至隆慶元年），是朝鮮書院年夜發展的準備階段，共新建書院22所。由于官學在中宗（1506～1544）以后加倍式微，其基礎喪掉了培養人才的功用以及在公眾中的聲看。時人以為，“惟有書院之教盛興于本日，則庶可以救學政之缺”[7]（p257）。加之中宗以后，在明代的影響之下構成了樹立祠廟以崇儒尊賢的運動，各地紛紛為朝鮮儒家學者鄭夢周、金光弼、崔致遠等建祠，助推了后來書院運動的年夜發展。朝鮮歷史上兼有教學與祭奠效能的第一包養女人所“正軌書院”——白云洞書院就是在這種佈景下誕生的。
白云洞書院在豐基郡順興縣（今屬慶尚北道榮州郡），由郡守周世鵬建于中宗三十六年（1514，明嘉靖二十年）。書院祠祀安裕，有躲書，集諸生肄業此中。又有“儲谷若干，存本取利”[7]（p307），以供院中經費之用。可見，白云洞書院之規制一如中國書院，兼具講學、躲書、祭奠、學田四年夜基礎規制。同時，它還開創了朝鮮書院配享從祀或追祀先賢的先例，以及朝廷賜額軌制之始。是以，韓國學者樸尚萬、李丙燾、柳洪烈、金相根等皆把白云洞書院視為朝鮮書院之“嚆矢”[5]（p25-43）。
第二個時期始于宣祖元年，迄景宗末年（1568～1724，明隆慶二年至清雍正二年），歷七王，凡117年，是朝鮮書院的年夜發展期，共有582所書院創建，此中以肅宗朝（1675～1720，康熙十四年至五十九年）最多，達287所。
官府自上而下地倡導是助推書院年夜盛的緣由之一。起首，一如中國故事，朝廷通過大批賜額來鼓勵、褒揚書院，使得“賜額書院”引領書院的發展。其次，在經濟上，朝廷為之頒賜田土、布谷等，并免去其賦稅，使得包養意思書院有了經濟保證。再次，朝廷甚至允許書院擁有完整從屬于書院的院奴，以服務“院事齋事”，“耕耘院田”。此外，在祭奠上，朝廷還通過派官員主祭，賜給書院祭品、繁文等以示支撐。官方倡導于上，在處所則由儒林勢力大力支撐，構成了書院發達的第二個緣由。朝鮮書院尤重祭奠的特征在這一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處所士紳為先賢的經行過化之地建院奉祀，數量有1300人之多。此中，宋時烈、李滉、李珥是被供奉最多的朝鮮年夜儒。這在一方面反應出書院的興盛局勢外，也暗示了書院之設趨于泛濫的隱患。
是以，從英祖元年至高宗八年（1725-1871，清雍正三年至同治十年，歷六王，凡147年），僅有29所書院創建，朝鮮書院進進第三個發展時期——式微、裁撤期。朝鮮書院最年夜問題是“濫設”“迭設”，雖經仁祖、孝宗、肅宗命令制止私建，但仍屢禁不止。同時，由于書院在經濟上的免稅、免役特權，對國家經濟支出、兵役來源、社會安寧都構成嚴重威脅。是以，朝廷一改鼓勵書院發展的政策，轉而對書院嚴加整飭。據《增補文獻備考》卷二百一十記載，英祖十七年（1741，清乾隆六年），“撤毀”書院300余所。高宗二年（1865，清同治四年），撤廢“書院之俊”萬東廟，開始周全撤裁書院。八年（1871，清同治十年），發布“文廟從享人以外的書院及迭設書院，并為毀撤”的詔令。全國除保留47所書院外，各地書院均被撤毀。至此，朝鮮書院逐漸淡出歷史舞臺。
二、朱熹及白鹿洞書院：東亞書院配合的精力旗幟
書院來源于唐，但直至宋代才發展成熟。如書院最為主要的教導效能，是包養網比較在北宋得以強化的。而幻想精力的提出以及軌制的成熟，經由理學家的盡力，直到南宋才確立下來。朱熹就是這一過程的關鍵人物，他提出的書院幻想以及實際興復白鹿洞書院的舉措，皆成為后世書院運動的取法對象。隨著書院文明的對外移植，朱熹以及白鹿洞書院又成為這些地區配合的精力旗幟。例如，隨著朱子學在13世紀東傳japan(日本)，《白鹿洞書院提醒》也一并傳進，惹起了japan(日本)朱子學派、陽明學派、考證學派以及其他學派學者的重視。如japan(日本)慶安三年（1650，清順治七年，朝鮮孝宗庚寅年），japan(日本)京二條通本屋町刊山崎嘉的中文本《白鹿洞學規集注》，其序稱：“近看李退溪（滉）《自省錄》，論之詳矣。得是論反復之，有以知此規之所以為規者，然后集先儒之說，注逐條之下，與同道講習之。”其改日本學者有關《提醒》的著作，有據可查的就有五十多種包養網心得[9]。
朝鮮在東亞諸國中受中國影響最深，執政鮮書院中包養價格經常能看到中國原因的影響。這個問題，我們在1990年月曾以《從朝鮮書院看中國書院文明的傳播》為題做過專門討論[6]。為了敘述的完全性，茲仍舉其要點如下。
據金相根師長教師統計，被奉祀于朝鮮書院的中國先賢，從殷商的伯夷、叔齊，到明人李成梁、李如梅，共有19人之多，分別奉祀在57所書院。由于朱包養金額學在李氏朝鮮的獨尊位置，朱熹成為朝鮮書院中被奉祀最多的中國先賢。據統計，朝鮮書院奉祀朱熹的至多有25所，又有學者統計為31所[10]（p299-333），其數量遠超其他被奉祀的中國先賢。至圣先師孔子排名第二，數量僅有8所。執政鮮書院的一切奉祀對象中，朝鮮年夜儒宋時烈和李滉分別有34和31所書院奉祀，一說為44和29所[11]（p3），位居前兩位。朱熹緊隨其后，位居第三，足見朱熹執政鮮書院中的位置。
朝鮮書院中的中國原因并非偶意為之，而是有目標、有計劃奉行的結果。早在明宗五年（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李滉上書稱：“惟我東國，迪教之方，一遵華制，內有成均、四學，外有鄉校，可謂美矣。而獨書院之設，前未有聞，此乃吾東方一年夜欠典也。”是以，“請依宋朝故事，頒降書籍，宣賜匾額，兼之給土田、臧獲以瞻其力”，倡建書院于“先正遺塵播馥之地”，“興書院之教于東方，使可同于上國也”[7]（p256-257）。他徵引《明一統志》所載全國三百余所書院之例，主張推廣書院之制。這便是說，朝鮮書院之設，是“遵華制”的結果。而其重點仿效的對象，便是其指出的“宋朝故事”。具體而言，就是南宋朱熹經營書院的一系列行為。
朱熹對朝鮮書院的影響具體有五個方面。第一，李氏朝鮮立國之初，鑒于新羅、王氏高麗時代釋教泛濫而導致亡國的歷史教訓，將程朱理學確立為官方統治思惟。是以，在社會上產生了一股排佛尊儒的思潮。在新的時代佈景下，在規制上與釋教禪林精舍相類的儒家書院因此代替了包養網VIP高麗寺院的位置，成為傳播思惟文明的基地。朱子《家禮》《小學》等成為朝鮮社會重建禮儀、律身經世之準繩。可以說，朱子學說在國家、社會層面的推廣，為朝鮮書院的發展奠基了思惟基包養價格礎。
第二，朝鮮書院史上的“正軌書院”概念，是受朱熹興復白鹿洞書院的一系列行為的影響而確立的，此即李滉所稱的“宋朝故事”。“正軌書院”祭奠與教學兩種效能并重，并且多采用朱子《白鹿洞書院提醒》作為學規，這與李滉、黃仲舉（俊良）等朱子學者不遺余力地“考證”和“集解”密不成分。①在其影響下，《白鹿洞書院提醒》的精力被其他書院接收，影響了朝鮮甚至japan(日本)書院的教導理念。
第三，朱熹興復的白鹿洞書院成為朝鮮白云洞書院的模仿對象，而白云洞書院被公認是朝鮮書院之“嚆矢”，是朝鮮后續興建書院的標桿。據載：“豐基白云洞書院，黃海道觀察使周世鵬所創立，其基乃文成公安包養dcard裕所居之洞，其軌制規模，蓋仿白文公白鹿洞之規也。凡所以立學，令置書籍、田糧、供給之具無不該，盡可以成績人才也。”[12]（p419）
第四，朝鮮書院史中的“賜額書院”軌制，亦是從朱熹請求為白鹿洞書院賜額一事借鑒而來。據統計，朝鮮共有“賜額書院”269所，占其書院總數的40%以上。它通過獲得朝廷認可的政治信號以及配套的經濟優待辦法，引領了各地書院的發展。
第五，朝鮮書院的出現，是朱子學傳進的產物。儒家理學思惟在李朝正統性的確立，有著反佛的思惟原因。書院作為理學思惟的傳播基地，光年夜了朱子學說的影響，培養了諸如徐敬德、李彥迪、金麟厚、李滉、曹植、奇年夜升、李珥、成渾、張顯光等學者。而當此之時的明朝，心學在王陽明、湛若水等學者的倡導下方興未艾，朱子學面臨史無前例的挑戰，書院進進王學時代[13]。“與‘心學’的風行剛好對應，嘉靖后朱學執政鮮獲得進一個步驟發展的活氣。退溪哲學的出現，一方面表白朝鮮理學的完整成熟，一方面表白朱子學重心已移到朝鮮而獲得新的性命”[14]（p448）。朝鮮理學黃金時代的出現，正與朝鮮書院發展的上升、壯盛之勢相呼應。可以說，書院與理學執政鮮的一體繁榮，彰顯了書院與學術一體化的特征執政鮮獲得了印證。而這一特征恰是在南宋以后，經由朱包養ptt熹、張栻、呂祖謙等人的盡力而成為了書院的總體性情[15]。
三、若何對待朝鮮書院“凸起的廣泛價值”
自1977年發布第一版《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操縱指南》以來，由于文明價值的復雜性和多元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后續制訂的《操縱指南》中屢次對“凸起的廣泛價值”的內容加以修訂，以期更合適實際[16][17]。在最新的2017版《操縱指南》中，對這一概念作了如下定義：“凸起的廣泛價值指罕見的、超出了國家界線的、對全人類的現在和未來均具有廣泛的主要意義的文明和/包養情婦或天然價值。”[18]（p11）書院源自中國，但在歷史上卻不僅限于中國，僅東亞、東南亞地區，就有朝鮮、japan(日本)、越南、馬來西亞等地接收書院的移植。是以，當韓國一家之書院往申請世界文明遺產，并且還獲得“凸起的廣泛價值”的確定時，就不得不思慮一個問題，即韓國的書院畢竟擁有多年夜水平的“凸起的廣泛價值”？韓國書院能否能代表歷史上的朝鮮書院甚至是包養網單次東亞書院？能否能證明韓國書院區別于東亞其他書院而獨樹一幟？
不成否認的是，朝鮮書院在發展過程中，由于分歧的歷史環境構成了本身的特點，但由于與中國書院源出一脈的淵源，使其個性遠年夜于個性差異。茲援用金相根師長教師在《韓國書院軌制之研討》中的結論部門“與中國書院的比較”，將之概述如下。
起首，“韓國書院原系模擬中國書院軌制”，故兩者“類似或雷同之點甚多”，重要表現在于它們“同以儒家學說為中間，同以經典為教材，同為有組織之法團所設立的學校”等。可以說，書院是兩國儒家士人圍繞著書進行文明積累、研討、創造與傳播的文明教導組織，是東亞地區儒家士人配合的文明遺產。
其次，書院在移植朝鮮以后，由于各自文明泥土的分歧，表現出一些差異，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第一，中國書院雖有“祠學”之別稱，但仍以教導教學為重要效能。朝鮮書院則相反，以祭奠為重要效能。第二，中國書院在北宋時，“借用廟學之制，始行祭奠，但所祀和官學一樣，并無特點。南宋開始，隨著書院與學術事業及處所文明的結合，院中學術年夜師，著名的山長，關心書院建設的鄉賢與處所官，日漸進駐書院的祠堂”[19]（p168）。而朝鮮書院在祭奠時，除了有功圣學的儒家學者外，兼及事功有成績者，而這些人與書院紛歧定有緊密的關聯。第三，中朝書院雖均以儒家學說為旨歸，但中國書院秉持了必定的開放性，得以容納分歧的學說，書院的“會講”軌制便是這一特征的集中體現。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乾嘉漢學等分歧的學術都曾風行于書院。而朝鮮則專宗朱子，拒絕接收陽明心學、乾嘉漢學等學術的傳播，體現出必定的守舊性。第四包養違法，在政策攙扶上，朝鮮書院的特權與優待比中國更多，如免稅、免役等。第五，正因為朝鮮書院擁有免稅、免役的特權，使得朝鮮書院出現了類似寺院經濟的弊病，如廣占地步減少國家稅收，廣收院奴妨礙兵役等，而這在中國書院史上是罕見的。值得留意的是，朝鮮書院在整頓其弊時，又會溯源包養網心得于中國，從中吸取經驗以糾己之偏：“萬歷以后，廟宇之作，歲益浸盛，比邑相看，其流之弊至于議論不公，或官貴則祀之，或族年夜則祀之……中朝則儒先名臣合在祀典者，督學按察，必先報聞，然后方許立祀。今后系干新創祠宇，則一羽士林通議之后，呈書本官，枚報監司，轉稟朝廷，得準乃許。”[1]（P446）第六，在近代面臨東方沖擊時，得益于中國書院的學術開放性，書院在清末被改革成近代學堂，成為貫通新舊教導的橋梁，在平易近國以致于當代都連綿不絕，甚至有復興之像。而朝鮮書院針對其流弊進行幾次整頓后，僅有幾十所書院存留，加之其學術的守舊性和地處荒僻包養妹、規模較小等緣由，導致了朝鮮書院幾乎所有的撤廢的結局。
需求指出的是，李氏朝鮮的書院盡管有450余年歷史，數量至多有376所，但就整個東亞書院的歷史而言，它依然是東亞書院1200余年發展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門，是中國書院軌制在李氏朝鮮王朝的移植。此其一。其二，李氏朝鮮王朝書包養一個月院在發展中構成的一些特點，只是一種地區性特點，它與中國江西書院、福建書院等處所特點類似，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部分包養故事再有特點，也取代不了所有的。並且，重視祭奠、輕視講學，甚至只祭奠不講學的特點，此即“門中書院”的典範弊病，恰好減弱了書院與理學的聯系，對理學的傳播形成傷害。其三，地區性特點，雖不克不及代表所有的，但它卻是呈現所有的的關鍵，是東亞書院蓬勃發展不成或缺的原動力。應該說地區性包養網車馬費特點越鮮明、鮮活，書院就越有性命力，恰是東亞各國的地區特點培養了儒家書院的千年輝煌。
韓國書院不僅不克不及代表東亞書院，甚至不克不及代表歷史上的朝鮮書院。1871年撤廢書院之后，李氏朝鮮尚存狹義書院27所（此中就有此次申遺的9所書院），廣義書院47所（詳見表一）。
韓國書院有廣義、狹義之分。此次韓國申遺提案應用了狹義書院的概念，它將包含祠宇、精舍、里社、廟、鄉社等項目的廣義書院消除在外，這就間接否認了韓國書院重祭奠的特點。且就狹義書院而言包養軟體，存留至今的狹義書院明天分屬朝韓兩國，此中有4所分布在今朝鮮平易近主主義國民共和國，其余23地點韓國境內，必須兩地相加才幹反應其全貌。且申遺的9所書院只是至今保留無缺的部門，其余擁有較年夜歷史價值的書院未能一并進遺，其代表性勢需要打扣頭。
四、對書院申請世界文明遺產的建議
此次韓國書院申請世界文明遺產，在社會各界惹起了劇烈的討論，此中不乏冷靜的思慮，當然也有一些非明智的聲音。要對韓國書院申遺問題做出評價，必須對歷史上的朝鮮甚至東亞的書院發展脈絡有所清楚，在東亞這個“整體”當中往觀察其所處的地位。我們一貫強調，書院是東亞文明交通的載體，是儒家文明配合的遺產。一方面，我們不反對韓國書院作為儒家書院的一部門而申遺，對于東亞文明的傳播和保護樂見其成；另一方面，韓國書院所謂“凸起的廣泛價值”也不克不及過分夸年夜，韓國一家既不克不及反應李氏朝鮮書院的全貌，也不克不及體現東
亞儒家書院的整體特征。韓國書院單獨申遺，不僅遺落了中國書院、japan(日本)書院以及朝鮮平易近主主義國民共和國書院的那部門，也割裂了東亞文明交通的歷史。是以，我們不贊成韓國書院單獨申遺，而主張中國、韓國、朝鮮、japan(日本)書院聯合申遺，這才合適東亞書院實際的歷史狀況，也更能提醒東亞書院這一文明遺產的全貌。
表一李氏朝鮮末年存置書院情況表[19]（p385-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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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鄧洪波.中國書院史[M].武漢：武漢年夜學出書社，2012.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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